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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大省”法院收案數何以六連降?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責任編輯:高睿蔓 發布時間:2024-03-21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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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大省”法院收案數何以六連降?

        浙江法院交出訴源治理高分答卷

        編者按

        以和為貴,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是刻入骨髓的價值追求。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大量矛盾糾紛涌入司法渠道,訴訟案件量持續上升,不僅給當事人帶來煩惱和負擔,也導致“案多人少”問題凸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效率和公正。

        “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苯陙?,人民法院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緊緊依靠黨委領導,化被動為主動,強化源頭治理,把訴調對接的“調”向前延伸,努力將糾紛化解在訴前,做到“抓前端、治未病”。

        依法推進訴源治理,將大量人民群眾的煩心事、揪心事化解在成訟之前,有力維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一些地方的法院更是出現了收案數持續下降的趨勢。從今天起,法治經緯版以這些法院為調查切入點,刊發系列報道,展示訴源治理的法治密碼,敬請關注。

        □ 本報記者 王春

        □ 本報通訊員 呂佳慧

        2023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突破8萬億元,比2017年增長3.08萬億元,連續6年持續上升,穩居全國第四。

        2023年,浙江全省法院收案數121.8萬件,比2017年下降49.2萬件,連續6年穩步下降,從全國第2位降至第11位。

        訴訟案件是社會矛盾糾紛的“晴雨表”。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訴訟大省”浙江法院收案數何以六連降?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李占國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近年來,浙江法院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主動融入黨委領導的社會治理大格局,通過助推社會治理中心實質化運行、共享法庭建設、司法建議管理、數字化改革賦能等舉措深化夯實訴源治理工作,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實現新提升,為浙江在奮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勇當先行者、譜寫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撐和服務。

        連日來,記者走訪浙江多地法院,探尋浙江法院交出訴源治理高分答卷的奧秘。

        黨委領導凝聚合力

        今年2月2日,距春節僅剩不到一周時間,處處年味濃厚,而蘭溪市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調解室內卻一片愁云??紫壬?1名職工向立案庭法官王鳳霞講述著自己的遭遇。原來,他們被某物業公司拖欠工資15萬余元。

        在蘭溪市委政法委支持下,調解室里,法官、調解員、職工與物業公司代表齊聚一堂,王鳳霞與調解員針對案情,發揮自身專業優勢,開展耐心的勸說和疏導。最終,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幾天后,孔先生等人拿到了工資,喜笑顏開。

        一起欠薪糾紛快速圓滿化解,映射出的是蘭溪法院在黨委、政府的領導支持下,凝聚合力開展訴源治理工作取得的積極成效。

        浙江是經濟大省,也是訴訟大省。從2007年起,浙江全省法院收案數呈現兩位數增長,法官年人均辦案量長期位居全國第一,2017年收案數達171萬件,位居全國第二。

        這成了浙江“成長的煩惱”——倘若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法院必不堪重負,一旦突破承受極限,最終受損的是司法效率乃至公正。

        堅定不移深化訴源治理,主動將法院調解工作置于黨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是浙江高院黨組審時度勢針對“訴訟大省”的破局之道。

        2019年7月,浙江召開全省加強訴源治理工作部署會,明確各級黨委在推進訴源治理過程中負領導責任;11月,浙江省委召開全省縣級矛調中心建設現場推進會,將縣級矛調中心(現社會治理中心)作為推進省域治理現代化、開展訴源治理的主要抓手,在全省推廣。

        當年,浙江法院收案即下降4.6%,成為全國唯一收案出現負增長省區。

        浙江高院立案庭庭長王勝東介紹,從立足預防、調解、法治、基層四個維度,浙江鞏固發展黨委、政府領導的大治理格局,持續深化在省、縣、鄉、村四級總結推廣的“浙江解紛碼”、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龍山經驗”和臨安“共享法庭”,助推縣級社會治理中心建設,訴源治理“組合拳”效應持續放大。

        金華地處浙江中部,開展訴源治理前,一審訴訟案件長期在10萬件以上,且呈增長趨勢。

        為此,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后10余次向市委專題匯報訴源治理工作,2023年上半年推動市委政法委召開訴源治理工作推進會,職能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及鎮街負責人千余人參會,廣泛凝聚共識。市委政法委將訴源治理工作納入十大年度專項行動,齊心協力繪好最大“同心圓”。

        龍山法庭率先打開金華推動訴源治理之門,一改過去簡單以收案、辦案多少論英雄的導向,推動形成“黨委統籌協調,社會調解優先,法律訴訟斷后”的矛盾糾紛化解新體系,收案數由2013年806件降至2021年298件。

        金華法院收案數也呈持續下降趨勢,3年減少一審訴訟案件近2.6萬件,一舉扭轉了案件長期增長的趨勢。

        金華中院院長葉向陽深有感觸地說,只有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建統領的政治優勢,從整體上推進工作部署,才能確保各方統一思想認識,形成合力,達到訴源治理的目標。

        多元協同源頭治理

        陽春三月,天氣回暖。記者走進溫州市甌海區新橋街道一農貿市場,里面經營秩序井然?;貞浧鹨荒昵暗囊粓黾m紛,不少商戶仍歷歷在目。

        一年前,由于該農貿市場管理公司發放的消費預存卡沒法消費,消費者紛紛對該管理公司進行投訴,一時間涉及糾紛達上千起。

        甌海區社會治理中心監測到這一情況后,立刻召集各部門開會商議,甌海區人民法院法官第一時間參與到糾紛調解的指導工作中來。在法官、調解員、派出所、司法所負責人等多方力量協同調解下,管理公司負責人與商戶、消費者達成一致,并迅速作出處理,這起群體性消費糾紛得以在訴前化解。

        這是甌海區聚焦多方協同,豐富多元化解紛方式,切實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的真實寫照。

        過去,一些群眾一有矛盾糾紛就往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跑。2022年5月,甌海區社會治理和城市運行中心正式揭牌,甌海法院將訴訟服務中心搬到上述運行中心,法官、調解專家、網格員、志愿者等入駐,對矛盾糾紛展開精準調解。

        在探索實踐中,甌海區、鎮(街)兩級社會治理中心迭代升級。法院吸納“一站式”勞資調裁中心、甌嫂來幫忙、心福工坊、法學會、社會幫扶中心等32個群團社會組織及第三方平臺等多元解紛力量,協同助力矛盾糾紛源頭化解,幫助當事人實現“事心雙解”。

        在臺州黃巖區,模具企業隨處可見,企業經濟活動活躍的同時,也成了涉企矛盾糾紛的高發地帶,各類涉企矛盾糾紛案件大批量涌入黃巖區人民法院,一度讓法院難承其重。

        貫徹落實浙江省委深改委審議通過的《浙江省全面加強“共享法庭”建設健全“四治”融合城鄉基層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黃巖區法院積極依托“共享法庭”,推進涉企糾紛在“家門口”就地高效預防和化解。

        “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記者步入杭州市余杭區徑山鎮小古城村,幾個紅體大字赫然醒目,村里除了一棵大樟樹見證了村莊民主法治化進程外,還有一道亮麗的法治風景線——坐落于田園間的大徑山共享法庭。

        作為村法律顧問,浙江惠崇律師事務所主任周惠琴經常來這里幫助村民訴前調解各類糾紛?;莩缏伤{解工作室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市司法局評為杭州市場化解紛優秀調解組織。

        原來,杭州吸納律師作為多元解紛力量,探索多元矛盾糾紛化解新路子——市場化解紛,實現了律師受益、企業滿意、多方共贏。

        在杭州,有律師調解工作室110家,專兼職調解律師1400余名。試點以來,這支專業力量已化解糾紛5.59萬件,調解成功率從試點前的26%提高到42.85%,解紛平均用時縮短16天,為市場主體節省解紛成本近1.8億元。

        杭州中院院長陳志君認為,市場化解紛機制是對調解工作的創新和發展,也是訴源治理的新探索,彌補了傳統解紛模式的不足,也吸引和推動了更多專業法治力量參與進來,大大提高了訴前調解的成功率,建議加快頂層立法完善,讓改革成果在更大范圍內得到共享。

        司法建議治理一片

        作為中國香榧之鄉,嵊州擁有1300多年的香榧栽培歷史,是當地特色支柱型產業,幾乎家家戶戶都種,而由此產生的矛盾爭議卻也愈發激烈。

        2023年7月,嵊州市人民法院崇仁法庭受理了一起香榧苗木買賣糾紛案。雙方口頭約定了香榧苗木的價格和數量,可幾天后一方卻反悔了。由于最初的口頭約定不夠清晰明確,糾紛調解起來十分困難。

        該案辦結后,崇仁法庭舉一反三,對近些年來涉及香榧產業的糾紛案進行全面梳理,法庭干警奔赴基層鄉鎮走訪調研。烈日下,干警身影與香榧樹影交織在一起,測量、記錄、詢問,尋找問題癥結所在。

        種植戶間土地劃分不清、采摘難度高導致人身損害、一些商戶和顧客習慣性采取口頭交易……嵊州法院積極踐行司法能動性,總結香榧產業中存在的法律風險,結合香榧產業的特性,通過司法建議“一件事”應用向嵊州市香榧產業協會提出司法建議。

        收到建議后,協會第一時間聘請法律顧問,針對潛在法律風險展開集中研判,并積極推動轄區內種植戶增強法律意識,以司法之力護航景美人和產業興。

        司法建議是人民法院依法延伸審判職能、靠前化解社會矛盾、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為解決司法建議需要線下送達,存在數據不互通、流轉不規范、歸檔不及時等短板,在浙江高院指導下,司法建議“一件事”應用系統應運而生。

        浙江高院副院長程建樂指出,司法建議“一件事”改革是現代化司法理念的實踐運用,是當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的重要成果,是解決當前突出問題的有力舉措,是落實“抓前端,治未病”的必然要求。

        寧波市象山縣被稱作中國針織名城,有針織服裝生產企業1000余家,從業人員5萬余人。由于部分針織企業規模較小、用工制度不規范不健全,加之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等因素疊加影響,近幾年涉及針織企業間的勞動爭議糾紛時有發生。

        有的企業沒有和員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不給繳納社保;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不給工人加班費、休假制度落實不到位……法官在辦案中發現,一樁糾紛解決,另一樁糾紛接踵而來,長此以往,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企業正常用工、經營發展也會受到阻礙。

        為此,象山法院通過司法建議“一件事”應用向縣紡織服裝產業聯盟發送司法建議,針對針織企業與勞動者間易產生矛盾糾紛的關鍵點給出風險提示,并就部分針織企業用工制度規范、勞資糾紛的處理方式等問題提供專業指導。

        象山縣紡織服裝產業聯盟收到司法建議后,高度重視并及時反饋,通過后續一系列改革、培訓等措施,將象山法院的建議落實到位。

        據統計,浙江法院2023年發送司法建議2978件,得到反饋采納2107件,實現了“審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其中,浙江高院向省有關部門發送司法建議,推動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落實落地,保障購房者合法權益,減少了大量潛在糾紛,被最高人民法院寫入2023年“一號司法建議”。

        數字賦能在線解紛

        走進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記者看到,調解員石珊珊正在通過浙江解紛碼平臺在線調解一起買賣合同糾紛。最終,雙方達成和解,通過電子簽名簽訂了調解協議。

        這起糾紛涉及諸暨一家建材公司與一名貨運司機,因貨運司機常年在高速公路上跑業務,很難抽出時間參與線下調解。于是經雙方當事人同意,開展線上調解。

        “線上調解既方便又快捷,像這類案子,以前線下調可能要來回好幾次,跑來跑去耗時費力,現在線上調很快就解決了問題,而且操作方便,在辦公室也能遠程視頻調解?!痹摻ㄔO公司代理律師感慨道。

        石珊珊告訴記者,如今她有一半的調解工作都在浙江解紛碼上完成,最快的一次調解僅用時半個小時,整體工作效率提升40%以上。

        數字賦能在線解紛,讓各個社會治理中心變得不再門庭若市。

        2016年,浙江承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一體化網絡平臺的構建”重大創新項目,浙江法院全國首創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以下簡稱浙江ODR)。2021年,長興縣人民法院以浙江ODR為基礎,開發二維碼,當事人只需通過掃碼,就能給矛調中心提解紛需求,矛調中心作為端口統一受理糾紛、智能分流,一案一碼,一碼管到底。

        “現在群眾辦事都不用跑到這里來啦,在哪里都可以提交解紛需求,坐等職能部門聯系即可?!遍L興縣社會治理中心綜合受理科科長秦豐偉說。

        2021年7月,歷時3個月的部分業務迭代后,浙江ODR正式迭代升級為“浙江解紛碼”。目前,浙江解紛碼已融合綜治、司法行政、信訪、人力社保等多部門資源、業務、數據,注冊用戶數419.23萬,調解機構數1.25萬,調解成功案件184萬余件,成為浙江向全國推廣的“金名片”。

        與此同時,浙江各級法院結合自身實際,以數字化平臺為依托,創新服務方式,松陽縣人民法院打造“基層解紛在線”應用,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湖州市吳興區人民法院建設“法護知產”在線協同保護應用,將一批矛盾糾紛防范在早、化解在小。

        說起“基層解紛在線”,松陽法院立案庭庭長章曉峰頗為自豪:“這個系統入口很簡單,填報最少只需要填個聯系方式,后續就會有調度員進行電話回訪、錄入和安排調解團隊。我們致力于用簡單的方式讓老百姓學會使用該應用,讓整個系統‘活’起來?!?/p>

        今年1月初,網格員小王在工業園區走訪時,遇到一名因工受傷的企業員工李某,因理賠沒結果,李某情緒非常激動。小王立刻通過“基層解紛在線”上報此事,系統迅速安排“共享法庭”的聯系法官與調解員、律師等力量介入,召集雙方進行調解。經過耐心釋法說理,李某與企業達成和解協議。

        健全規范治理機制

        推進訴源治理過程中,有人可能會有這樣的擔憂和疑問:實踐過程中,一些地方未能準確把握訴源治理的核心要義,片面追求收案數指標下降,搞強制調解、限制立案,把訴源治理和立案登記制對立起來,嚴重影響當事人合法權益。

        2023年12月11日,浙江高院舉辦“院長論壇”,全省107家法院院長以“推動訴源治理機制更加健全和規范”為主題展開深入研討。會上,浙江高院常務副院長張宏偉直面問題,梳理了訴源治理工作發展不平衡、立案不規范問題較突出、合力化解類型化糾紛力度有待加強、執行立案不規范問題需引起重視等四方面問題。

        在這場討論中,如何健全規范治理機制的答案也越來越清晰。

        在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唐學兵看來,強化機制建設是深化訴源治理、做優立案登記制的關鍵所在。法院必須切實融入基層治理體系,推動屬地糾紛屬地解、行業糾紛行業解、潛在糾紛提前防,通過助力提升基層治理能力來推動訴源治理。

        唐學兵舉例說,寧波余姚法院7個法庭38名員額法官、法官助理組建“鄉村法官”團隊,入駐21個鄉鎮街道代表聯絡站,打造“村民說事、代表說理、法官說法”的基層共治“余姚模式”,推動矛盾糾紛前端化解走深走實。

        前不久,一起火藥味十足的糾紛擺到余姚市人民法院法官岑益嬌面前——兩位年逾六旬、頭發花白的老人為土地上種植櫻桃樹而互不相讓,情緒激動。

        土地糾紛無小事。余姚法院積極延伸司法職能,設立“農村土地保護法官工作室”,集中處理全市范圍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涉土地糾紛案件,同時依托環境資源“共享法庭”平臺,形成覆蓋全市范圍的“農村土地保護司法網絡”。

        岑益嬌就是“農村土地保護法官工作室”聯系法官,了解案情后,岑益嬌迅速厘清其中涉及的法律關系,聯合人民調解員開展“背對背”調解,一番釋法析理,兩位老人的情緒逐漸平靜,岑益嬌趁熱打鐵提出調解方案,得到雙方認可,重新訂立一份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

        浙江海洋資源豐富,漁業興旺發達,不可避免地伴生著大量涉漁矛盾糾紛。寧波海事法院是浙江唯一承擔涉漁海事糾紛審判的法院。2023年,該院共審結各類涉漁海事糾紛875件,比2022年下降了13.1%。

        “降”的背后是機制在發力——寧波海事法院聯合浙江省漁業互保協會、寧波市漁業互保協會,建立“海法互保一件事”機制,促進更多的漁業糾紛更快實質性化解。

        這項機制規定,漁民一旦向寧波海事法院提出賠償金預賠申請,法院會參考漁業互保協會初步理賠意見,在不超過預賠金額情況下作出民事裁定或執行裁定,由協會按照規定預賠審批流程將預賠款匯至法院執行款專戶,由法院提前支付給漁民。

        訴源治理,久久為功。今年2月29日,浙江高院出臺《浙江法院訴源治理五年行動方案(2023-2027)》,鞏固深化創新提升訴源治理工作,持續推動訴源治理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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