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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建構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網 責任編輯:高睿蔓 發布時間:2024-05-22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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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心聚力 守正創新

        積極建構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 前沿聚焦

        □ 陰建峰 周愷

        5月19日,首屆“高銘暄學術獎”頒獎儀式暨“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學術研討會在浙江玉環高銘暄學術館舉行?!叭嗣窠逃摇备咩戧严壬?,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會長姜偉,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賈宇,中國犯罪學學會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原副部級專職委員萬春出席會議,并為榮獲首屆“高銘暄學術獎”的劉艷紅、陳璇等7位學者頒獎。與會專家圍繞“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之主題,就我國刑法學發展的路徑選擇、犯罪構成理論、出罪機制等問題展開充分研討。

        我國刑法學發展的路徑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時延安將各種關于超越主權國家實定法、試圖構建可以適用于各國刑法學的理論概括為“共同刑法學”?!肮餐谭▽W”有著不同的實現路徑,包括普通法系國家基于國際化影響形成的“歷史—實力型”路徑,以德國刑法學為核心塑造的“歷史—文化型”路徑以及以國際刑法學為內核形成的“溝通共識型”路徑。相較而言,依托國際學術組織、國際公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而在全球范圍內確定統一刑事法律標準的“溝通共識型”路徑是目前為止更為可取的方案。在通往“共同刑法”的征程中,不應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消滅歧視、放棄私利、平等友愛的“大同社會”思想。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劉艷紅認為,我國刑法學研究經歷了從老一輩刑法學家創制刑法典、形成中國刑法學知識結構的“固本”,到德日刑法教義學知識體系引入形成的“交鋒”,再到今天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三個階段。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要遵循三個基本理念:一是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建構立體化、規范化、系統化的刑法學知識體系;二是要立足法治實踐,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注重輕罪時代的社會治理,為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多層次需求提供可行的本土化方案;三是要充分認識到中國刑法學知識體系是刑事一體化的知識體系,需打破實體與程序的壁壘,促進監察體制改革、企業合規改革、民刑行銜接等一體化的知識體系構建。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江溯深入剖析了我國應當探索并建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原因。刑法學研究不應只重視刑法技術層面的探討,而是要深入探討刑法背后的歷史哲學等理論根基問題,同時要從我國刑法立法出發探討相關理論問題,虛心向司法實務機關學習,總結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經驗。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璇就刑法教義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發表了見解,認為要處理好知識的本土性與普適性、實踐性與科學性之間的關系,就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系統研發。要深化對刑法教義學不同體系類型的理解,為刑法教義學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科學標準,在刑法教義學內部建立起多層次的科學檢驗機制。

        我國犯罪論體系的爭議與完善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賈濟東梳理了我國犯罪論體系之爭,認為“重構論”注重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的邏輯性和層次性,而“改良論”強調四要件犯罪論體系的實用性和簡便性,二者均從不同側面揭示了犯罪論體系發展和完善的基本要求。犯罪論體系發展和完善應力求理論層面的邏輯性和精細化以及實踐層面的實用性和簡便性。構建能夠適應我國實際的犯罪論體系,需在改良思想的指導下發展和完善我國傳統的四要件犯罪論體系。在入罪方面應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統一、原則與例外相協調、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將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納入犯罪論體系予以討論,排除客觀違法的事由是符合客觀要件的例外,排除主觀責任的事由是符合主觀要件的例外,我國刑法中的定量要素原則上屬于客觀要件的內容。

        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黃明儒指出,三階層或者四要件都不是絕對完美的理論,但是在共犯論的視野下,堅守并完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十分必要,這源于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認定共同犯罪的方法不僅能恪守最徹底的罪刑法定,還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為進一步完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的體系構造并避免給司法者留下錯用的機會,應遵循司法認知的過程對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進行體系微調,形成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層層遞進的判斷順序。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王娜認為,中國刑法學一直在走獨立自主之路,四要件犯罪構成學說由犯罪構成的本質所決定,是中國犯罪構成理論學說的基礎,具有廣闊的包容性。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是動態、立體且包括出罪的,其發展論可以徹底消解各種批判理由。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耿佳寧認為,應構建以“一體”為基礎的“二用、三分”體系。

        正當行為與“但書”出罪機制的再探索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充就正當行為的體系定位問題作了深入探究,認為正當行為的成立條件應該在犯罪成立條件之后與具體案件事實進行比對,這個判斷的先后順序與正當行為的理論體系定位無關,無論采用何種理論體系都不會影響判斷的結果。作為解釋選擇問題,正當行為的體系定位取決于學者如何解讀刑法規范中的法律要件,不同的理論見解會導致不同的體系定位,各種體系定位之間并無對錯優劣之分。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科深入剖析了司法解釋中但書規范的性質、識別方法和完善思路,認為司法解釋中的出罪規范,有的表述與但書完全相同,而更多的表述與但書相似,卻又不完全一致。但書是指已符合具體犯罪規定的不法和責任性質,但達不到不法和責任程度,因而不符合犯罪構成的出罪規范。應當剔除司法解釋中疑似的但書規定,規范司法解釋中但書的表述方式,增設必要的但書規范。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孫本雄在解構刑法但書規定功能的基礎上,提出了兩類依據但書出罪的情形。

        廈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邢文升探究了刑法中但書規定的體系定位及其出罪功能,認為但書屬于排除犯罪客體的事由。

        與會學者還就輕罪治理問題、案例比較法學、監獄學自主知識體系、刑法解釋中未必的危險、刑事司法的公共表達、數字時代刑法的功能轉型等問題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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